随着服务业与数字化加速融合，一批围绕互联网展开的“新奇特”职业涌现，在细分市场形成了一定的需求和从业群体。新职业映射着新发展，在稳定经济增长与吸纳就业上，发挥着新作用。

互联网催生新职业

33岁的上海人蔡玉波，在做了几年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后，选择的职业是很多人没听过的“宠物托管师”。他的工作内容是上门为短期在外的客户喂养猫狗等宠物，单次收费100元至200元不等，“刚开始订单不太稳定，慢慢积累客户后，如今一天有两三单，月收入保持在6000元以上。”

90后杨帆是一名“家庭整理师”。在杨帆看来，家庭整理师绝不是大众眼中的“保洁”人员，其着力点在重新定义“收纳”，在帮人收纳的过程中遵循严苛的服务标准，同时会融入色彩学等知识，提供个性化服务。

新职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技能要求的职业。

蔡玉波、杨帆从事的职业，就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的新职业。

近些年，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大批新职业从业者涌现。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29420亿元，平台员工数为598万，比2017年增长7.5%；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500万人，同比增长7.1%。这可以作为观测新职业发展的一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冰子认为，新职业不断涌现，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活力和创造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迸发新动能。

自由、自信、自驱，“不一样”的就业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美团、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新职业从业者有“三高”特点：更高学历——近七成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更高收入——24.6%平均月收入过万元，5.64%月薪2.5万元以上，其中，整形医生平均月收入超过3.5万元；更高要求——71%参加过职业培训。

“他们自由、自信、自驱，崇尚专业主义。”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认为，新一代择业期青年不同于父辈，他们秉承着自由而专业的精神，不拘泥于传统择业观念。由此，新的概念如斜杠青年、数码游牧民族、零工经济应运而生。

一些高校、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设置同样反映出社会变化，折射着新的用人需求。很多专业的设置，都是开创性的。比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成为很多高校的热门专业；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开设了电子竞技专业；湖北潜江一所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小龙虾专业人才；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网店美工专业……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系教授翁泽仁表示，这些行业跳出了传统的三百六十行，是经济生活变迁的表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教授佟亚丽表示，以往人们习惯于被工厂或社会机构雇用，而如今一些新生代求职者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喜欢上班打卡、固定的工作场所和规定的工作时长以及公司的科层制管理，更愿意投身新兴职业，这折射出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管理新职业要有新办法

新职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产物，由于时间自由、收入高、灵活度大等因素，吸引了不少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加入。然而新职业也容易成为社会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保“忽视的角落”，应正确引导和支持新职业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为一名新职业从业者，“旅游体验师”柯乐乐表示，社会各界对新职业的知晓度、认同度还比较低，不少新职业从业者感觉自己不入流，甚至低人一等，希望相关部门对新职业给予更多关注。来有为建议，可以通过树立典型进行宣传、将标杆型新职业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等方式，提升新职业的社会形象，助推生活服务业新业态等健康可持续发展。

翁泽仁认为，完善职业培训无论是对于壮大传统行业还是培育新兴领域都是十分必要的。从一些新型职业发展情况看，“脱胎”于传统职业的并不少见。建议加强从业者职业技能培训，送培训进工厂、进社区、进农村，同时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

佟亚丽认为，由于这些职业都比较前沿，发展前景不够稳定，抑或是对其管理还不太成熟，使得一些企业没有长期用人的规划，有的只是短期需求，还有一些企业往往把新职业看成是一种非正规用工，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劳动者而言，缺乏职业保障。

佟亚丽建议将新职业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法律层面加以落实，保障从业者在面临劳动纠纷时能清晰认定身份，确认劳动关系。规范雇用零工人员的企业或平台，要求其按规定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适当调整用人单位、劳动者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打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对一的模式，设置新职业劳动者的参保人员类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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